那我们谈谈你的亲属关系。

你堂兄赵宜公，退休前是千山钢厂厂长。

在你分管执法期间，你们私下就钢厂环保问题有过沟通吗？”

“私下沟通当然有，毕竟是亲戚。”赵守正早有准备，“但都是家常往来。

偶尔也会谈到厂里的困难，他希望我在政策允许范围内，能酌情给予一些指导或缓冲时间。

我始终坚持原则，告诉他必须依法整改。

这一点，我相信厂里其他领导也可以证明。”

“酌情？缓冲？”王斌敏锐地抓住了关键词，“这个‘酌情’和‘缓冲’的尺度，是如何把握的？

有没有具体的案例？

比如某次超标排污事件，因为你的‘酌情’，而没有按规定进行顶格处罚或要求停产整顿？”

赵守正瞬间就感受到压力在无形中增大。

纪委的人不跟你吵，只跟你抠细节，抠逻辑。

每一个看似平常的词语，都可能被拉出来放在程序和法律的天平上称量。

“尺度问题有些复杂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环境执法还是需要具体结合地方实际的。”

赵守正的语气开始有些艰涩，“环保厅作为省直部门，当然有义务也有责任配合省政府办公厅的指示。

但我在当时的处理，都是有法律依据的。

具体案例，也需要查记录。”

“办公厅的指示？”王斌直到现在才微微抬高声音，“以什么方式？有程序留痕吗？”

“都是在私下里打声招呼，当然做不到程序留痕。”赵守正别有意味地一笑，“连环保部部长亲自下达的处罚决定，省里都有人准备打折执行。

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环保厅副厅长了。”

“这方面，还有谁能帮你证明，省政府办公厅确实对你的执法行为有过干预？”

“帮我证明，那是证明红旗正在褪色；不帮我证明，才是官场人情世故。

你们，还是自己查吧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赵守正先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，能不能争取到同情先不说，最起码不能让办案人员对自己产生反感。

“我们会查的。”王斌淡淡道，又抛出一个问题，“赵宜公退休后变更国籍定居在秘鲁，你妻子和孩子目前也在秘鲁。

她们的国籍是不是真的符合你在组织部门的报备？”

这又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。

不过，赵守正到底是学法的，基本避险逻辑还是在线的。

“我只能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她们还没有加入秘鲁籍。”说到这里，赵守正摇摇头，“但这是可以随时改变的。

我的妻子一直在向我抱怨，外籍人士在秘鲁做生意难度太大，参与收购矿产资源的门槛，都要比秘鲁本国公民高太多。”

王斌点点头：“你妻子一直在秘鲁做生意这件事情，你为什么没有向组织报备？”

“因为我不知情！”赵守正振振有词，“我一直认为，我妻子是在秘鲁陪读的。”

江觉明看着赵守正，微微摇头：“我们这里是纪委讯问室，不是检察院的提讯室。

我们不需要仔细分辨什么是知情不报、什么是不知情，我们只注重事实。”

赵守正点点头，语气很是艰难：“我知道了，接下来我会配合好的。”

王斌沉默了片刻，把放在桌子上的手慢慢交叉，仿佛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严肃地盯着赵守正的双眼，认真问道：“你对你妻子的经济状况清楚吗？”